《窗》的另一种解读

《窗》是澳大利亚小说家泰格特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语文教学界一致认为，小说通过道德高尚的“靠窗的病人”（下文简称“近窗者”）与卑劣丑恶的“不靠窗的病人”（下文简称“远窗者”）的对比，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丑陋的人际关系。笔者拟对此定论提出异议，对《窗》的人物及其主题作另一种解读。

一、关于人物。

对《窗》中的人物，当前语文教学界一致的看法是：小说塑造了两个人物——近窗者和远窗者，且两个人物构成对比关系。

之所以持此错误观点，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对作者写作意图的误读。如果把作者写作意图定义为扬美抑丑，那么近窗者和远窗者自然就成了美和丑的代言人，且以各自的道德面目、截然不同地反向对峙着。二是“对照”惯性导致的思维简单化。这种思维的特征是：只要视野中同时或先后出现两个人，便习惯将两者放在比照的位置上。这种比照甚至演化成一种条件反射，最终极端为一种过敏反映。《窗》中的近窗者也许带有炫耀意味的关于公园景色的描述，因着远窗者阴暗的一念，便自然变得高尚、有意义起来。评论者便迫不及待地搬出道德的天平，自以为是地称着两者善恶的重量。

笔者以为，《窗》只塑造了一个人物——远窗者，且不与近窗者构成对照关系，作者塑造人物的目的不在于人物本身，而在于揭示哲理。阐述如下：

1．人物性质的定性。

西方理论界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理解有两类观点比较典型：一是“心理性”人物。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个体“人”。简言之，是性格人，是一个血肉骨架俱全的生命。二是“功能性”人物。即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

对于泰格特《窗》中的两个病人，当前语文教学界几乎不容置辩地将两者对等、平行地放在“心理性”人物的层面，并众口一词地作出关于两个人物迥然不同的性格分析。参照西方理论界对“人物”的理解，笔者认为，只有远窗者属于“心理性”人物，而近窗者仅仅是一个“功能性”人物，是为叙事服务的符号式或道具式人物。

先看近窗者。作者塑造这一人物，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从一开始与远窗者的“谈天”，到对“窗外的一切”的描述，直到剧烈咳嗽直至呼吸停止，近窗者始终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而情节展开的过程，又正是远窗者心态由“享受”到“困扰”再到冷漠、麻木的一个逐渐扭曲的过程。作为功能人物，近窗者是纯粹的“行动者”，小说对其没有外貌、神态的刻画，更没有心理的描写，充其量只是演绎存在之相、表达存在之惑的镜像意象。

而对于近窗者，学界普遍按照“性格人”的标准把其定位成一个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理由是，他在病情严重的情况下，仍主动为远窗者编造关于窗外公园美景的“美丽的谎言”。

这里，问题集中在近窗者“编造”窗外美景的说法是否成立上。对此，苏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学参考书》“附录资料”中《<窗>之我见》一文发出不同的声音：“从事理逻辑看，公园美景未尝不可以存在。因为病人中的近窗者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被人‘扶起身来，开始一小时的仰坐’，因‘仰坐’，视点自高，所望自远，所得自多，所感自美。……相反，远窗者不过是勉强‘用一只胳膊支起了身子’仓促地‘探头’外望，其时短，视点低，所望浅近，故所得之景物当与近窗者不同。”如果按此说法，“编造”不成立，所谓近窗者超乎寻常的所谓高尚用心也就大打折扣。笔者的看法是，即便窗外景色是近窗者的编造，也不能想当然地冠以“高尚”的美名，作者完全有可能借此表达这一层意思：人的欲念的产生，很多时候是无端、虚妄、不切实际的，结尾“光秃秃的一堵墙”正是对这些欲念的极大讽刺。

其次，从小说的创作意图来看，作者无意树立一个道德楷模，而在于塑造一个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行动者”。公园美景的描述，只是上文“几个小时”“谈天”的延续，至于生动到“栩栩如生”，也仅仅是为催生远窗者的欲念服务的。

再看远窗者。与近窗者相比，远窗者是有血肉的。从“津津有味”听近窗者关于窗外美景的描述，可见其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其产生欲念后内心的纠结、挣扎，可见其明善恶、知廉耻；最终面对近窗者痛苦的挣扎而无动于衷，欲念将其钉在了耻辱柱上。小说通过远窗者神态与心理的描写，展示其心路历程与性格嬗变。总之，相对于近窗者平面化的功能特质，远窗者无疑是一个有呼吸、有生气的立体的“心理性”人物，当然，由于其性格的相对单一，远窗者充其量也只算得上是一个类型人物，即西方文学理论概念中所指的“扁形人物”。

2．“对照”惯性思维的纠正。

首先，如果将近窗者定性为“功能性”人物，所谓人物的对照关系也就不会成立。因为要对照，人物双方必须含有大致对等的比照元素，而作为没有任何心理表征的纯粹“功能性人物”——近窗者，是缺少可以与远窗者进行比照的性格元素的。

其次，退一步看，即使近窗者是具备某种性格的“心理性”人物，与远窗者构成比照关系，这种单一性格之间的对照方式也是低级的、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所不屑甚至不齿的。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说：“我坦白地告诉你，我并不喜欢性格之间的对比。”他还说：“剧本中的性格对照跟修辞中的反衬是一码事。正反对照效果是显著的，但不可滥用，而笔调高雅的人则总是避而不用。”因为这种单一的性格对照，人为地夸大所谓正面人物，丑化反面人物，使人物沦为虚假的、没有鲜活个性的类型化人物，使主题浅薄，使作品失去真实性，因而违背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真正高级的性格对照，应该发生在复杂性格之间，读者可以从中感受人物丰富深刻的性格内涵。

因而，远窗者并不是与近窗者构成简单对照关系的所谓“卑劣丑恶”的人。这种动辄给人物贴标签式的做法，既受非此即彼的单一思维的影响，也违背了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根据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原理，人的性格都呈正反两极，从而构成“美恶并举”的二重组合，这既符合伦理学的真实，也符合审美学的要求。所以“纯粹美”的人和“纯粹丑”的人都是不真实的。福楼拜说，一个人，当他排除一切缺点及弱点时，便成了神；而当他被排除一切“善”的时候，便成了魔。所谓神性与魔性，乃是人的性格一极的畸形化——性格单一的极端化。小说中远窗者应该说是“美恶并举”的，在一开始产生“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能有幸观赏到窗外的一切？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呢”这种想法时，其内心是“感到惭愧”的，也努力对这一想法作了“克制”，并且在较长的时间里，内心经历了痛苦的纠结、“困扰”，这种“知廉耻”正是人性当中“美好”的一面。鉴赏者忽视远窗者内心挣扎的过程，揪住刹那间的“见死不救”不放，并最终将其定性为恶人，这是不公正的。再说，远窗者也未必会预料到，他的“纹丝不动”会酿成那么严重的结果，一时糊涂，竟至十恶不赦，远窗者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

根据刘再复的观点，人的性格是正、反两种性格因素的模糊集合，内心世界中充满着偶然的“反向”运动。远窗者一时糊涂，铸成大错，不能据此就将其定性为天生的恶人，置其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把艺术上的性格划分简单地等同于现实中的政治划分，就会丢掉性格塑造艺术的审美要求。

3．人物作用的式微。

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反对传统小说以人物为中心，使物从属于人。认为小说主要任务不是描写人物，而是呈现“一个更实在的，更直观的世界”，探索“潜在的真实”，人物只是没有姓名符号化的“临时道具”。这种观点倘用于一切小说创作与评价，稍显极端，但用来界定某些篇幅短小的小说，比如泰格特的《窗》，笔者以为是站得住脚的。

按照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观，结合作者的写作意图，可以断定，泰格特在《窗》中关注的并不是人物自身的品性，而是人物行为所显现出来的“一个更实在的，更直观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小说甚至没有给两个人物命名，而是以“病人”这一统称来称谓，正如史铁生小说中的“老瞎子”“小瞎子”，其目的在于分散读者对人物个体的注意力，引导读者透过远窗者的行为，去探索“潜在的真实”。

由此看来，人物只是读者探索“潜在的真实”的一个媒介。可当下课堂，一教到《窗》，必定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人物身上。这种不借助人物行为去透视小说蕴含的哲理，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分析人物形象上的行为，说到底，是小说分析的本末倒置。

所以，即使是对“心理性”人物——远窗者，我们的分析也应该淡化对其作为个体的“人”的所谓品性、性格的关注，而应该聚焦其行为本身，探究行为与事件结果之间的某种关联，进而悟出人生哲理。

二、关于主题。

厘清了人物的特性，卸掉了人物的道德附庸，排除了基于道德层面的所谓人物性格的可对照性，结合作者的创作意图，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窗》的主题。

《窗》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译者刘根龙说：“对这篇小说，不同读者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如细细回味，也许可以悟出点人生哲理。”根据译者的这段话，可以作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一是《窗》的落点在于揭示哲理，而不是塑造人物；二是对《窗》的主题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而不是“一种声音”；三是《窗》的主题应该落在人生哲理的微小切面，而非阔大的道德层面。作为一篇小小说，《窗》没有宏大叙事，更无意表达宏旨大义，作者的用意无非想通过凡人琐事表达一点人生小哲理。这种人生哲理，正如译者所说，需要“细细回味”、用心去“悟”，而且因人而异。如果照一般关于人性“美”和“丑”的理解，甚至上升到对阶级社会人际关系的分析，那么，所谓的主题也实在太大、太空，也太浅，根本谈不上寄寓深刻，也无需读者费心思地去悟。而且关于“善良”“高尚”之类的道德命题，散见各类篇章典籍，几可汗牛充栋，作者实在没有必要赶这趟热闹。作为读者，如果只盯住作品的外围风景，人云亦云地起哄，参不透作者的心灵秘语，也枉费了作家的一番用心。

细细回味泰格特的《窗》，其主题可以表述为：通过远窗者面对诱惑的心灵挣扎，揭示“人要控制住自身的贪念，不能任其泛滥”的人生哲理。

综上所述，只有尊重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才能准确解读文本，从而还原小说的艺术真实，对作品作出理性、中肯的评价。

 

 

 

     於德甫 2013年11月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