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分析人物形象的“端点思维”

 

针对人们思考问题爱走极端的现象，北京市著名特级教师李卫东先生提出了“端点思维”的概念。“端点思维”说白了，就是思考问题时，非此即彼，执于一端，没有中间状态。

此概念借用过来形容当下不少人解读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时的态度是最恰当不过的。比较典型的是：一是从所谓人物特定的阶级立场角度，从人物的行为中寻找阶级属性；一是将文学作品中人物按所谓“好人”“坏人”的标准贴上标签，逐一归类，然后搜罗文本依据，将“好人”捧上云端，“坏人”乱棒打死。这种简单粗暴的人物分析方法，在当下语文课堂上屡见不鲜。

这种“端点思维”支配下的文本解读，既违背作者的创作意图，偏离作品的主题，又养成学生极端、简单的思维恶习，其危害甚大。

人们在分析小说人物形象时之所以容易滑向端点，主要原因是：1.受中国式阶级分析方法定式的影响。阶级分析方法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观点，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这种分析方法用于作品人物形象分析，寻找阶级属性对人物的影响尚可，但如果不顾人物普遍的或特定的情绪、情感，简单化运用，就常常会在首先肯定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其阶级动机支配，都打上本阶级烙印的前提下，将人物按阶级属性做武断的归类。2.对人物的“脸谱化”评价。“脸谱化”本是比喻文艺创作中刻画人物的公式化倾向，即是好是坏是什么性格一眼能看出来。用作家丁玲的话说就是“这些人物还没有写出来就已经定型化了，脸谱化了”^①。由“脸谱化”创作衍生出对历史人物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脸谱化”批评。在谈到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评价时，易中天在2006年央视“读书频道”访谈中谈到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评价时说：“传统上品评人物的一个误区，就是一说到某个人物，这个人是君子，那个人是小人，完全把人物“脸谱化”。其实每个历史人物都很复杂，尤其是大人物。”

所以，如果我们承认了作品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不先将某个人定型为某个阶级的人，不脸谱化地以貌取人，我们对人物的分析就能持相对温和、公允的态度，就能还人物形象一个公正。

如何避免人物形象分析时的“端点思维”，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人性

人性，顾名思义，指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虽承认人性的存在，但否认存在普遍抽象的人性，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笔者以为，不管物类还是人类，只要作为“类”的存在，必有其共通性，构成可称为人性的东西。只要往源头回溯，即使不同阶级的人也存在某些共通性，构成可称为人性的东西。换句话说，人性是一切社会一切人都具有的属性，也就是一切人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必然的、不可改变的共同性与普遍性。所以荀子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②张岱年也说：“一物之性即一物所具有之恒常。凡物皆为历程，自始至终皆在变化之中。而其变化之中有不变之恒常，即此物之性。”^③只要往源头回溯，即使不同阶级的人也存在某种共通性，由此看来，应该有普遍的人性存在。我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不能因为阶级性而否定人性，甚至站在阶级立场上苛责人性，在用阶级的眼光打量人物的时候，不妨兼顾一下普遍的人性。

那么，这个普遍不变的人性是什么呢？统整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可知，人的本性中有善和恶的两面，这种人类的“天然法则”制约着人类，所以人的本性的深处，往往在慈爱、善良、怜悯、感恩、勇敢的正面，时常隐藏着自私、偏狭、嫉妒、虚荣、懦弱的负面。文学作品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人物，则文学批评也应从人性的角度切入。而人性常常是矛盾的、复杂的，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所以批评就不能简单、武断，不能动辄上纲上线、轻易给人的定成分，不能轻易以好和坏的标准让人物站队。对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中的菲利普夫妇，我们当然要抨击他们的虚荣势利、自私贪婪、刻薄冷漠，只是在评价人物时，不要太过偏激，执于一端，而要从人性的角度，适度考虑一下他们行为的合理性。比如，对菲利普夫妇全家周末“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散步”的举动，不要轻易贬斥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他们遇到于勒之前，对于勒衣锦还乡的臆想，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因为基于物性的“求我生存”，人性有着“求我幸福”的共性，菲利普夫妇也不例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是菲利普夫妇做得过了一些，特别是遇到落魄的于勒的时候，表现得过于不近人情罢了。澳大利亚作家泰格特《窗》中那个“不靠窗的病人”，在听了“靠窗病人”关于公园美景的描述后，产生“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能有幸观赏到窗外的一切？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呢？”的想法，在人性的层面上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他为此自责、惭愧，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所以在评价这一人物时，也不要动辄使用“自私、冷酷”一类的判词，将人物一棍子打到底。

2. 人的社会性

人的本性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社会性就是指人的社会属性中符合人类整体运行发展要求的基本特性。人是自然中的人，也是社会中的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其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受整体社会心态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心态是一种标杆、参照，对人形成影响和制约。所以，评价作品中人物形象时，不能是孤立的、静止的、纯镜像的，不能仅仅把人物看成独立的个体的人，而要将人物放置在社会环境之中，从人对社会的服从性、依赖性等层面观照人物，寻找导致其病理的社会根源，这样对人物的看法就不至于过分偏激。鲁迅小说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睁了眼看”，鲁迅要“睁了眼看”的“是瞒和骗”的、“吃人”的、病态的社会，而不是某一类人。比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在通常的解读中，他实在是一个顽固、保守、冷酷，十恶不赦的人，但在《祝福》人物谱系中，他也仅仅代表了社会的一个因子，他的行为是社会强大惯性的结果。即使下层人柳妈，她的礼教观，也是社会的作用力，不能一味责怪她，甚至说她是统治阶级的帮凶。鲁迅的矛头是直接指向社会的。如果将目光从社会层面上移开，过于专注对人物的评价，甚至置人物于万劫不复之地，其实是对鲁迅写作动机的误读。

文学作品通过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用形象化的艺术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揭示时代发展的动向。所以，在进行文学作品人物形象分析时，要把更多的注意力聚集在生活的本质和时代的动向上。人物，仅仅是社会生活的代言人，其性格特征是人物社会性的体现，有着阶段性存在的相对合理性。知晓这一点，我们在分析人物形象时，就会相对客观、公正，就不会下手太狠。

3. 作者创作意图

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有其创作意图。有时候，作家想通过塑造一种人来影射、抨击或赞美一类人；有时候，试图透过人物群谱来折射时代肌理；也有的时候，试图借助人物的行为来说明某种人生哲理。这个时候，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只是达成作家创作意图的道具、演示元素或形象化的代言人。

比如《项链》，莫泊桑创作这篇小说的意图是为了阐明“一件细小事可以成全你，也可以败坏你”的道理，深层的意义指向是，人要善于把握住自己。玛蒂尔德的悲剧就在于在细小的事情上没能把握住自己，结果付出了“十年辛劳”的代价。本来，参加舞会，这是人生再细小不过的事情，偏偏受虚荣心的驱使，玛蒂尔德向佛来思节夫人借了项链，借项链也罢，偏偏又虚荣心作怪，在舞会上陶醉、忘乎所以，诸多的“不应该”最终“败坏”了玛蒂尔德。当然，悲剧本身也许还有人生无常的感叹。我们在分析玛蒂尔德这一形象时，应将注意力更多放在人物言行对这一道理的形象化演示上，而不应过多关注人物是哪个阶级的以及其本身性格。很多解读，将玛蒂尔德归于小资产阶级，然后对她的虚荣心从阶级的层面做过度的评价，这就是“端点思维”。不错，玛蒂尔德有虚荣心，但是，谁没有虚荣心？我们扪心自问，如果自己处于玛蒂尔德那样的境地，我们是否也会产生那样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不一定对。作者正是试图通过玛蒂尔德的遭遇，给我们警醒。在某种意义上，玛蒂尔德是我们的另一个替身，我们在对她横加指责时，有没有反观一下自我？倘如此，我们在分析这一人物形象时，就不会太在意人物自身，而更多是内心的触动。

总之，人是复杂的社会化的，理解了这些，我们对人物的分析就不会轻易滑向端点。

• 丁玲《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人民文学》1952年6月
• 王先谦《荀子集解决性恶篇》第441页，中华书局1988年
•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1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於德甫 2013年12月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